张树新：大学毕业后，我住在单位集体宿舍里，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我能不能有哪怕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是我那时最大的一个愿望。在有了这样一间房子后，会不会生个孩子，把他养得很好？会不会做一个很好的母亲和妻子？我很怀疑自己，身边所有的人也都很怀疑……等所有这些愿望都实现之后，我又发现，每个人除了赚钱之外，一定渴求有一个舞台，渴求更大的价值空间，需要施展和实现自己的创意和想象力，每个人都想用自己的手来改变世界。
渴望未来
人物背景：
张树新：盛华元通国际投资管理公司总裁
1963年7月生于辽宁省抚顺市
1981——1986 中国科技大学应用化学系
1986——1989 《中国科学报》记者
1989——1992 中国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战略项目处从事企业战略研究
1992——1996 创办北京天树策划公司
1996——1998 创办瀛海威信息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1998年创办盛华元通国际投资管理公司
盛华元通国际投资管理公司（The Retelnet Group）：
是由中桥投资基金（CKIH）（一家在亚太区和中国从事高层次投资和战略合作的业务多元化、从事高速增长行业业务的集团公司）投资的一家公司，盛华元通的业务目标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成为在中国的Internet通信领域具有领导地位的电子商务和信息门户；二是成为领先的在线服务解决方案供应商，其中包括资金投入和通信平台的升级服务，例如在置顶盒和无线通信技术在中国市场趋于成熟的时候，取代标准的SLI/PPP Modem平台。
人物自白：
IT不只是工具
IT是一种促使每个人改变生活方式和整个社会形态发生改变的全新技术工具，这种改变也许始于一部分特殊的人群，像IT从业人员，他们要获得市场和发展，必然会改变社会，这种改变表现为从生产资料到消费形态的全方位变革，因此， IT工具带来的是社会的变革。
我自身经历非常复杂，也不太认同“IT人”这一说法。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时，我念的是应用化学；毕业后做了几年记者之后，又开了一家文化公司；后来做过通讯方面的公司，最后是Internet;这其中我还想过要做别的什么。在信息技术变化的大潮中，许多人都在不断地确定在某一刻能够实现自己最大价值的位置是什么，因此无论是从业者，还是使用者，往往都被卷入这一潮流中。
见证历史的一代人
今天，像我们这样现在30-40岁的这一代人都恰好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高中我们赶上了高考，可以选择报考最好的大学，比起前辈人，许多人生活经历都非常顺利，而且与大我们10岁或者小我们10岁的另外两代人都大不一样。我们赶上了文革之后的所有思考，而且自己身上或多或少还带有责任，这种责任感与我们受到的教育、而不是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60年代以后，中国几乎就丢失了传统，经历着一种巨大的文化断裂。我从小没写过毛笔字，没有受过很传统的教育，直到后来很多东西我们去寻找时，才去读了一些东西。这一代人的特殊之处是他们的文化经历构成是最复杂的——从小高呼 “毛主席万岁”，写过大批判稿，从小所受的诗歌和韵律的教育来自于革命文学，传统的训练和信仰也接受了很多，但在他们还没有完全形成世界观之前，这些东西就灰飞烟灭。同时，他们读了太多父辈的故事，多少受过父辈经历和历史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会触及他们真正的本性，前辈们那种可怕的伤害没有真正发生在这一代人身上，因为身边人伤害和被伤害的倾诉耳闻太多，因而也由衷感到自己的幸福。
“才女”的困惑
上高中时，我就参加了全国的数学和物理竞赛，那时所有人都在谈论“科学的春天”，女同学都在幻想有一天去当居里夫人而选择去学化学。上大学时，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自由化”、自由竞选等形形色色的思想变革和西方的一些观念开始进来，我们的思想一直都处在多方冲撞中，因而这一代人的思维定势很难描述，至少不会像人们描述知青一代或者20岁以下的一代人那样脉络清晰可见。
我女儿今年12岁，她所有的思维都是卡通式的，一直不爱写作文，等我很详细地跟她解释为什么要写作文时，她说，用那么多文字写这些东西简直是废话，因为用一张图来表现出来会更容易。也许她们这一代更适合比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后来价值观的形成和思维方式的构成都和他身处的文化和生活经历紧密关联，自然也构成了在未来生活状态中个体的价值判断和取向上的差别。
我个人还算幸运，从小一直非常受“瞩目”：做最好的学生；被人们当作“才女”；上了国内最好的大学；当选为中国科技大学的第一任女学生会主席；19岁在本年级成为第一个党员，天天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学派的区别；主持参与了科大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些重要学生活动……毕业时，才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科学，因为从事科学的人需要心如止水，但我做不到，很容易受到现实中各种各样的诱惑，对太多的问题感兴趣，而科大是一所培养科学家的地方。
当时自己也很困惑，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更合适，但还知道自己做什麽是不合适的，这种困惑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也不能说我自己现在的位置就是原先决意要去做的。
为什么要说真话
其实，我后来做的很多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痕迹，我不会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当作一辈子的永久目标，这不现实，也不合我的本性，而且这样说好像自己是在说假话。因为自己家庭和教育的缘故，为人坦率、敢讲真话一直是我的秉性，也许我某个时候话说错了，我认识到这一点时肯定会改过来。在我的家庭经历过程中，从小我见过了太多的黑白颠倒的事情，自己没有受过伤害，但身边每一个人都受过严重的伤害。结果是我相信，最真的、发源于本性的东西才是永久的，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则是过眼烟云，包括一个人某个时期的身份和拥有的东西。
我相信自己的这种性格会如始至终，一直到老，这也是我的为人准则。所以走到很多地方，我拥有很多朋友，尽管人们会评价我某段时间会怎样怎样，这种对和错并不重要，因为这只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段故事而已，是在一段时期特殊环境下的自然反应，与我本人的性情无关。
专心做女人
每个人都必须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谁，而不能所有人说你是谁时，你认为自己就是那样，那只会迷失自己。1986年大学毕业后，因为自己不知道干什么，于是就结婚生孩子，专心做一个女人。IT行业里像我这样经历的女人很少，今年我女儿已经12岁了。
身为女人，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女人。毕业后我跟我丈夫刚来到北京，举目无亲，也许是两个人活起来比一个人容易，而人最本位的一件事是你会不会活着。大学里给我刺激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所有人都在说我是个才女，但他们不会认为你会活着，会不会谈恋爱、生孩子，连我自己都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似乎才女就意味注定要在些人性方面失掉些什么。
我后来决定去做记者，因为觉得自己并不了解这个社会。大学是个象牙塔，每个人都在其中杜撰了太多的幻想，在走出校门后被撞得粉碎。当时我不想在学术道路上走下去，又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麽，剩下唯一可做的就是去看看这个社会，而熟悉社会最好的方法是去当记者，每天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接触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内心世界。
“不求上进”的女记者
中学时代我最神圣的一个理想是去做战地记者或侦探小说作家，但后来发现中国没有真正的战地记者，缺乏那样的一种环境，极少数人只是因为某个偶然的机会所造就。后来到了报社，发现大家都在整天打毛衣，煲电话，既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还不如学会怎样活着，在北京能有一间房子，生孩子，买菜做饭……大学毕业后的两三年里，我就是这样生活着，但三年下来，我居然还是这个报社最好的记者，因为也许用1/10的精力就足够了。
去报社报到的3个月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结婚生孩子，报社总编非常生气，觉得不可理解，说没有见过一个科大的学生会主席如此不求上进，进而决定从此以后不再要科大的学生。我也顶住了巨大的压力，10多年前，所谓的尊重人性和个人生活的概念还不像今天这样被认可。等到1989年，我发现这一职业对自己来说已经意义不大，我又面临不知道做什么的困境。其间我把一个报社所有的环节都做过，从记者部、编辑部、发行部、广告部到总编室，我都待过。离开报社时我跟总编开玩笑说：我自己也能办份报纸了，我们报社有80个人，实际上我带3个人就能办份报纸了。
这也是我对一个行业各个环节最开始的一个认识。我一直认为自己身上交织着两种矛盾的性格：一方面受到自己经历和文化的影响，追求一些坦率、直觉引导和尊重人性的东西；同时我的学校给了我严格的思维训练，因为理科出身，我做任何事情都讲求逻辑，追究事情的本原，发掘其加入了某种变数才导致了系统的循环发生了何种变化。一个报社的效率和内耗也可以用一个系统模型来描述。我不能控制、管理报社这一系统，无力改变所有的现实，就像人们今天谈论的许多问题可以追究到体制这一层面一样。但这些问题可以研究，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贯穿了我生活经历的全部。
风流人物总被雨打风吹去
1989年离开报社后，我到了科学院的高技术企业局。当时正逢中关村一条街很多公司兴起的时候，我见过那一代人最早的一些代表人物，像“两通两海”等等，他们大多源自中科院的研究所，因为不满那里的现实环境而走出来。作为记者，我曾采访过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也非常清楚他们当时的那种处境。当时大家都很盲目，只是撞上了很多的机会，然后才不断地规范自身，至于很多的理论和总结那都是后来完成的，就像当年红军长征一样，我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但我们渴望拥有未来。
关于一条街的变迁，我就是一位见证人。曾经也有不少公司的老板希望我能加盟公司，我也比较能清醒认识自己的某些素质，例如冷静地设计和思考一些事情，最后去实现，但考虑到自己对企业没有一种整体的认识，很害怕当一个人没有一种整体观念时，就进入了事情的细部，很难知道经济的整体运行到底如何构成。正好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新成立，我就去了。当时整个科学院也在讨论“一院两制”，如何把科技成果产业化，其中最多的一个话题中国有没有自己的AT&T和“贝尔实验室”，10年后的今天这个话题都在为人们重提，历史总是这样惊人的相似。
当时有一个机会我参加了中科院40年大型历史编写工作，就花了半年时间去读中科院的所有历史，从延安自然科学院、苏联模式到周恩来、郭沫若筹建包括社科院和许多综合学科在内的国家科学院；从1958年研制“两弹一星”、分出国防科工委、国家科委和社科院等组织结构变迁到学科分支的变化等等，年轻时的这段经历，促进了我对中国科学纵深的了解。我所在的企业局战略处就是研究中国的高科技如何实现产业化，我们还撰写了中科院2000年产业规划，当时对我们来讲2 000年是一个遥远得不可及的事情，甚至自己能否活到那一天都没有想过。今天2000年却就在眼前，尽管这些规划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其间我们见到了太多的业界英雄人物的沉浮，也看到像联想这样的企业如何脱颖而出，看到中国IT产业如何从萌芽、发展到壮大。
智慧人生
我一直很清楚自己不适合做什麽，但自己真正适合做什麽今天也说不清楚，我不适合做科学，更不适合做官，因为后者一定要以牺牲某些自己所珍视的东西作为代价。于是到了1991年底，我又一次面临选择：是去科学院下面的公司，还是自己出来做点事情？我选择了从零开始，一分钱都没有，成立了我有生以来所做的第一个企业——天树策划。
中国后来把这样的一群人叫作“策划人”，我一直不敢苟同。生活中很多时候需要充满智慧，以揭示或引导某种潮流，如果把策划纯粹归为某种产品的促销或者一些小技巧，那是一种歪曲。今天中国要进入WTO，也会请一些全世界最好的公关公司来做策划，进行某些革新，比如游说某些美国国会议员支持中国，这是策划。策划是智慧地分析各种形势以对某一局面作出适时的调整，就像最近各国外交家在科索沃会战马不停蹄般的外交斡旋一样，从这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外交都是一种策划。如果非要把策划变成某一类人的称呼，只能说明我们过去的生活中缺少足够的智慧撞击。
策划能成为一种行当，也是中国市场经济中发生的饶有兴趣的一幕，在两年半的时间里，策划是我从市场经济中获得第一桶金的一个行业，后来我才发现，策划就是最典型的知识经济。
中国“新经济”的原罪
回头总结中国所有民营企业家的出身，你会发现，都与策划有关。他们无非是把这个国家由于体制的落差形成的巨大空间通过某种智慧做了组合，于是有了民营企业，否则，按照中国传统体制的运转，中国是不应该有民营企业。站在这一角度来理解，中国的民营企业肯定是有原罪的，无论是中国最早的房地产商、今天所谓炒二级市场的证券银行家，还是当年去南方炒地皮、今天又跑回北京来炒房地产的资本持有者，无一例外。
其实，他们所利用的还是一些在中国没有规定的规则和大量的灰色地带，这群人都是才识过人，一开始并没有多少生存空间，只是利用这种体制上的落差和短暂的商业机会，正像何清涟女士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这里面有恶劣的权力寻租，也有不恶劣的，但需要明确的是，没有这些，也就没有中国式“新经济”的形成。
在中国，“新经济”经常通过银行和银行间的关联做一些事情，是很中国式的一条道路。1994年我在美国与一批在美留学的同学聊天时，我就说:你们根本不了解现在的中国，也无法了解，因为你们离开祖国10年，不知道这样一种“新经济”一定得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的，就像1个世纪前的美国一样。
游戏规则的改变
从“新经济”中诞生的一些人开始逐渐规范自身，谋求与西方接轨，另外一些人直到今天还在用过去的成功经验做事情，于是很快就倒下了，除非他快速学习，适应环境的变化。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发生的一切几乎压缩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史。10年中，我也见过太多的这样的变化。
就我的个人性格而言，坐视这种变化的发生我做不到，我的教育给了我科学的头脑，而这样一种“新经济”对我来说是一种障碍，因为它不合科学，也有悖于我个人的道德准则。在这样一种大潮中我不可能赚取很多的钱，但可以在帮助他们的过程中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我曾开玩笑说，今天在IT圈里挣扎的与他们相比倒好像是两类人，IT里的人大都跟着洋鬼子亦步亦趋，从白领打工者做起，积累经验后，再去开个小公司，无法跟“新经济”大风大浪中弄潮的大腕们相比，后者在与洋人对接的过程中会感到非常困难，因为以往的成功经验现在已经不管用，对于擅长把握无规则游戏的人来说，太多的规则会使他因为畏难裹足不前。
对于从国外游学归来的人，在某些方面他们会占上风，但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他们与“新经济”中出现的大腕们对垒还有差距，后者也是一批非常优秀的人，他们有的骨子里有着非常正统的东西，在国家机构待过，受过非常正统的教育，在1 989年前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一无所有来到南方，用他们所有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来研究这种体制落差，到今天成就事业，也非常清楚其中所有的原罪。
清楚原罪和不清楚原罪是完全不同的，清楚原罪者一直在力图改变自身，逐步走向国际化，与国际接轨，这代企业家走到最后会沉淀出不同的层次，正缘于此。
瀛海威的诞生
这批企业家中的另类是像柳传志这样的人，做得非常苦，联想经历了12年的漫长发展，包括当初在香港也是惨淡经营，非常艰苦。我个人非常佩服柳老板，他有足够的耐性和耐力花12年时间做成联想这样的企业，而且这样的历史机会也只会有一次。
中国市场经济发生的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很凑巧，在1992年到1993年，我接触了通信市场这一体制落差相当巨大的市场，包括移动通讯市场，都是凭借一个资源，带动一个很大的市场空间。恰巧我丈夫在一条街做一个贸易企业，通过为别人做寻呼软件发现了寻呼台巨大的服务市场，我当时通过做策划也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到1 994年底，寻呼和策划等行业都从暴利迅速变成微利，这些事情加起来，后来促成了瀛海威的诞生。
赚钱与舞台之别
人的本性就是在赚够了维持生计的钱之后，一定会寻找投资，投资会产生一种原始动力。这种原动力表现为除了赚钱之外，人们需要舞台，渴求更大的价值空间，需要施展和实现自己的创意和想象力，每个人都想用自己的手来改变世界。在瀛海威时，我就一直在反对一个观点：人活着就是为了赚钱，这后来也成为许多人批评我不够商业的一个口实，我当时无话可说。
记得有人说过，他在IT业做某一件事纯粹是为了赚钱，我说，这种人实在是不了解中国，如果仅仅想赚钱，用不着去做什么Internet,因为你可以通过其他种种太多的方式去赚钱，就像1990年你去倒批文、许可证之类也属于合法之类的商业做法。在中国，学习机比电脑赚钱，小霸王赚的钱要比联想多得多，VCD也曾经很赚钱，而且不需很高深的技术。而IT是一个最辛苦的行业，至于要在中国做Internet，那简直是在烧钱。另一方面，在IT业，真正通过上市赚到钱的也是微乎其微，因为大家都盯着雅虎，没有看到当初有100个雅虎这样的企业同时在做，但真正上市的只有一个雅虎。
混在北京
我一直在寻求一种平衡，希望在赚钱的同时，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发挥我们的价值。首先是我做我热爱着的一件事，其次要有维持生计的钱，如果后者都不能具备的话，不论做什麽，得先解决活下来的问题。
每个人在不同的经历和阶段都有不同的需要达到的目标。到今天我是很好地解决了生计问题的一个人，这一点可能与这一圈子里的许多人不同，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我转身离开瀛海威后，可以一年里什么事情都不做，因为我当时什么也不想做，现在也不用考虑生计问题从事不喜欢的事情。我曾经下海的第一个目标是为了活着，活着的同时我也帮助很多人做过很多事情，赚过钱，也不求名。
我认为，评价一个人，必须了解他的思维定位才能了解他，把不同的人去作比较是毫无意义的。当初我在科大当学生会主席，要被保送去读研究生，非常的堂而皇之，但我自己所作的一个选择是不去读研究生而去当记者；当记者两个月后发现没有意思就去结婚生孩子，令我所有的同学都感到非常失望，问我为什么那么“堕落”？自己当时只是在跟自己较劲，看看我能否活下来。
当时我住在单身宿舍里，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我能不能有哪怕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是我那时最大的一个愿望。在有了这样一间房子后，会不会生个孩子，把他养得很好？会不会做一个很好的母亲和妻子？我很怀疑自己，因为身边所有的人都很怀疑。
现在人们会发现，既使你在一个机关待上很多年，很多愿望也都无法达到；继而你会想，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留学生在美国不回来，不为别的，只是生活条件方面的考虑。直到今天科学院的一个博士后也得跟别人合住一个宿舍，自己媳妇来了还得把同宿舍的人给撵走，这就是许多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而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都不能活得很舒服，谈何事业？
我原本是一个极为务实的人，但在走过许多阶段之后，后期在做瀛海威时，确确实实是希望在赚钱的同时能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而不只是解决生存问题，这也给了人们许多错觉。
Internet与市场需求
1994年底到1995年初，我们走入Internet行业，是一种不幸，也很有幸。我们几乎是最早在中国做 Internet的一群人，遭遇了Internet在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当时我第一个去邮电部申请做Inte rnet服务，没有人知道把它放在哪一类；没有人知道如何去收费。在经历这一系列的全过程中，我感悟最深的是，一个生意之所以为一个生意，一定离不开这个产业本身环境的支撑，对于Internet来说，这一环境极不成熟，一方面是人们今天都在谈论的带宽、电信基础设施等问题，另一方面是现在存在的大量政策壁垒，包括我们的新闻法该是怎样的；Inte rnet的Content该如何定义；电子商务对于中国所有的商务法规会构成怎样的冲击……
今天来看全球的Internet市场完全靠的是资本的支持，人们评估雅虎、AOL、Amazon，一定不会忘记说它们的资本市值，另外一句话是说它还没有赚钱。Internet不是一种现有的市场，而是一种需求支撑的市场，不是像传统的IT市场像卖软件或硬件之类的普通生意。Internet的市场需求会带动很多相关市场，这一相关市场的带动又需要一个成熟的过程。某种意义上，它代表的是一种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
Internet时代的经济转型
这一经济转型的基本力量之一是资本，这里的资本不是很多人在谈论的钱，而是指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对一种新经济形成过程中持续不断的循环支持，一个新兴产业的形成必然离不开资本市场，再辅以技术等方面的多种支持，今天的Inte rnet技术上已经成为集大成者，但另外一个重要杠杆就是资本市场。
究其实质，今天的雅虎、AOL都是在买公司，像雅虎既不是搜索引擎，也不是门户站点，很多人在讨论这一点时显得相当可笑。事实上，真正的雅虎将来某一天也许就是迪士尼、CNN或者大的超级市场,搭建一个新的数字化平台，在此平台上，人们可以去读新闻、消费娱乐、买东西……它们代表的是一种正在转型的新商业模式，只是通过搜索引擎、门户这种业务途径来达到目的，也许到明年门户就不时髦了。
在一个Internet带来的巨大的经济转型中，有眼光的企业家们不能人云亦云，一定要明白时势变化的实质。在这一市场中一定有几样东西在起关键作用，首先是电信变革，整个全球的电信变革将对Internet市场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其次是媒体变革，所有信息传递的方式，信息负载的载体像广播、电视、有线电视、直播电视、CD、纸介质媒体报纸、杂志都会在全球范围内发生急剧变革，作为一种新的载体，Internet与现有的传统物理载体间的互动和组合关系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下一代，并引发新的商业模式。
怎样预见远景
看看电视带来的变化可能会更清楚。电视不仅改变了很多人，也带来了电视机的相关工业：电视媒体、电视广告、电视片制造业等。IT工业也是这样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行业，每个在行业中生存的人都必须关心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瀛海威时，我每时每刻在跟员工检讨这样的问题：我在干什么、我是谁？
影响产业发展、变化的因素有很多方面。首先是信息技术设施的分裂、重组，其中包括有线电视、电信等；另外就是网络上所跑的内容、商务模式、银行和消费形式等。就像每个人看电视是一种信息的消费，买东西是一种商务消费，技术的变化带来了消费方式的变化，这中间只是平台发生了变化，原先人们通过报纸看新闻，现在通过Internet；购物则正经历从普通商场、超级市场到电视直销、网上购物的变化。消费形态的变化使得其每年形成的巨大GNP发生分化，部分从一个平台转向另一个平台。
支撑这一变化的是信息技术变革，这一变化的具体表征是从硬件、软件、PC 、电视、VCD、维纳斯、PDA到人们试图将来将之集成到手机或者手表上。这种负载形式的变化随即会带来相关终端工业、软件工业、交换机工业和电信基础设施的技术标准等方面的变化，今天人们在谈宽带IP、承载技术，都是关心人们生活会不会更方便、舒服，消费更个性化，就像今天人们都去望京超市买东西，体验消费快乐，就不难理解北京大商场的日子为什么不好过了。
这样一种“新经济”的孕育过程中，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人们必须看到它的远景，让远景早日到来，这离不开技术驱动和市场驱动，还有就是资本驱动。对Internet来说，更重要的是资本驱动，看不到这一点，就是对Inter net的曲解。有人批评，基于Internet的公司为什么不按照市场需求来运作业务？事实上，中国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市场，这一市场只能源于需求的转化，如果它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市场，今天这些公司都是不该存在的。
凭直觉撞进Internet
1994年底，我们和瀛海威是凭着一种直觉撞进了这一市场，没有明确目标，也没想清楚做什麽，只是感觉到我们这群人要想获得很好的商业和产业机会，一定是要做一件迎合经济变化中的一件事情，而不是在一种固定经济秩序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Internet很大程度上是在多种技术融合的基础上引发的一种消费形态的变化和文化变革，而这一点恰恰适合了我本人的各种综合素质，我学科学出身，对信息技术、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相关变化非常了解，同时对文化现象极为关注，对消费形态也作过研究，通讯和媒体行业我都待过。对Internet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战略决定战术，我做过战略研究，也从零做起，做过很小的公司。1995年我走到Internet这条路上时，才发现我过去10多年来的经历都在起作用，而就我本性而言，快速学习、最快速度组合团队协同作战一直是我的长项。
终生做Internet
我做过很多事情，自己也不知道能做多久，但今天我敢讲，我会终生做Internet。也许我不会只在其中做某一方面的事情，因为Internet也许某一天就是一个电视台，但至少它符合并激发了我所有的创意和可能的创造性，然后不断地促使人们将这些梦想变为现实。从这一点来说，我是一个很适合Internet的人，它每天都在变化，需要快速定位和调整，需要创新和现实的结合，而我正是不断在理想和现实间找这种平衡的人。
在瀛海威时，我一直在寻找并参与这一行业变化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我个人思考问题的方式而言，我更喜欢从综合角度来考虑某一件事情，对资本市场我关注已久，今天我们再来分析中国Internet的模型，会发现无一例外地所有的人都被困在资本上，对许多互联网公司来说，如果今天找不到下一笔钱，也许第二天它就会关门大吉。
给中国的Internet圈钱
Internet在中国的发展受到的制约因素有很多，但按照其权重来排列，最关键的只有几个。首先是带宽，直接与电信改革相关；其次是资本，最后才是市场、多种上网终端、内容之类等连带因素，这其中，带宽和资本最为重要，前者关系到体制，后者关系到资本市场的发育。美国Internet市场发展到今天，也是砸进去了几千亿美元。但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刚刚开放，《证券法》今年才正式出台，风险投资这样一种在美国很成熟的商业做法我们去年才开始在轰轰烈烈地讨论，而真正向Internet倾斜的资本更是少之又少，能够帮助中国的一些项目和美国投资银行拼缝的人也摇身一变成了成功风险投资家。
1998年在一种特殊的机缘下离开瀛海威，我们曾冷静地分析了这一市场，一方面看下游市场是怎样，另一方面在这一行业中，就今天的机缘而论我们最适合做什么。后来曾有人问现在我在做什么，我开玩笑说：我是在给中国的Inter net圈钱。因为这一市场太缺钱了，也许这样我能帮助像我在瀛海威时受过同样困惑的一些人，我相信已经有太多的人在重复我的故事。因为这还不是一个产业已经成熟的市场，一定需要培育，就像当初我们在瀛海威承担教育市场的责任，因而也得到了不商业的批评，但问题是不加培育，肯定连市场都没有的。
为野心正名
带宽、资本等问题的解决需要机缘。我从瀛海威出来之后，几乎每天都有风险投资人来找我要向我投资，曾有人对我说：你只须编一个故事，不管真假，只要许诺去做它，我马上给你投400万美元。但我一直没有这样去做，因为觉得自己已没有必要再去做重复自己经历的事情，那样我依旧会遇到所有曾经遭遇的困惑，一些宏观的体制问题在短时期内也无法解决。如果只是想做公司，我当时也不会转向Internet，更容易的做法是，如果单纯只想赚钱，我给身边的一些老板朋友做战略策划，一年也能白赚几百万元。
出来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还有一些想法，能团结一帮有志于一起来共同做一件事情的人，而这件事情可以不断激发我们的创造力，也许某一天会成为一个跨国公司，因为Internet一定是全世界的，直面国际市场的竞争。
当时，我对媒体说；我们还有野心。我也与一个媒体记者讨论，为什么人们都害怕野心这个词？也许换个说法——创新听起来很好听，但创新必定是现有体系中没有的东西，但在我们过去的文化中被称之为“野心”，一定与篡党夺权、搞破坏联系在一起。中国人常说；不破不立，而Internet所代表的正是对现有商业体系的全面冲击，做Internet的人一定得有野心，没有野心就请别做Internet，我们应该为野心正名。
盛华元通的定位
后来有记者批评我说：你就是爱说一些易引起争议的话，于是大家对你也有争议。我说：这样也不是件坏事，干吗非要别人说你好？争议说明人们关注你，因为你确实有想法，想做事。从这一点来讲，我不喜欢被包装，因为我担心这样做的话，如果有一天我失败了或者有什么变故，所有人都开始抨击你，不敢面对真实。
我们是野心很大、但手中资源又严重不够的一群人，所以一直在寻找资源。就像是在这一市场中赌博，手里要拿到一张大牌，才能控制住市场，而带宽和资本正是这样的王牌。后来，我就说服我的投资人，跟他们合作，找到一个很大的基金，可以在中国投资很多很多的基于Internet的项目，关注于中国的ISP、ICP、E-Commerce甚至媒体等未来业务。在其中，我不再是个被投资人，而是一个合伙人，我帮助他们作投资，他们专注于海外资本运作，而我们专注于中国市场的战略操作。
通过这种换位，我们找到一个项目之后再来评估它，做业务设计，成立企业，控制它并帮助其进行资本方面的操作。我们的投资管理业务就成了投资中国的Internet业务，然后从战略上来管理它们，包括资金和战略上的控制、资源组合和资本操作，而不是具体业务，盛华元通就成为了一个控股公司。
志同方可道合
到1998年底，我们过去的所有经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我们拥有众多的项目资源，另一方面我做过经营，太清楚经营者们在想什么。麦肯锡公司的《价值评估》一书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说所有的总经理和董事长都是有矛盾的，成功的公司不外乎只是把握了其中的平衡。首先大家的价值观必须统一，是要把公司的价值做大，有了一致的目标，公司才能成功。
在这一过程中，投资者与被投资者之间持续的业务、文化和价值观的沟通就显得非常重要。我曾把瀛海威事件简单归之为价值观的冲突，许多人认为我讲的很玄乎，他们只是看到了当时的表象，事实上最基本的一点是大家的价值取向是不一样的，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现在我们的定位是基于过去所有经验、教训的积累，也结合了价值的最大化和当时的一些机缘而作出的一个非常理性的思考。盛华元通作为一个标准的风险投资商，其特点是只做Internet及其所改变的行业；其次它是一个由两个专业化队伍形成的团队，一方面是华尔街非常专业的投资银行家，而不是投资银行和中国市场之间的一些掮客；另外一群人就是在中国市场做过专业营运的一群人，两者间保持紧密沟通，根据国外资本市场的取向和中国业务市场的变化来组合和设计业务。
女性与Internet
Internet对整个社会经济的重组造成了重新洗牌的机会，里面也有很多适合女性的东西，比如这一产业的高速变化，众所周知，相比较于男性角色，女性是更适应变化的一类人群，男性的惯性相对要大一些。
第二个方面就是直觉。其实很多风险投资家判断项目仰仗直觉。第三点是女性更擅长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把握，男性则往往游移在这两者之间，很难做到平衡。Internet就需要这种平衡，非常现实的人不应该去做Internet，它每天都需要不断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也许某一天一个19岁的天才少年也能改写它的轨迹。而有意思的是，今天我们国内网站显然缺少创意，有些简直就是雅虎的翻版，但显然雅虎实际是资本故事。
Internet意味着将不断打开新的空间，赋予人们将其中的商业机会变成现实的情境。Internet就是一个梦想，需要每天人们都要去丈量这一梦想和今天现实间的距离，然后再拿出你的操作方案，这也许更适合女性，女性有一种本能，总在设想自己要住更大的房子，我的厨房还要些怎样新的改进，然后去掂量自己的钱包，琢磨如何去达到这些目标；就像许多女性很天性擅长去服装市场砍价，用很便宜的组合找到最得体的衣服一样。
再往深层发展，女性的很多本能会在Internet这一行业的组合中体现她的能量。今天人们看到，在某些区域女性已经构成了最大的上网人群，因为女性很希望个性化，不愿意看到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也希望自己能得到个性化的服务，使得自己和他人是不一样的。无论是个性化的需求，还是更加人性化的内容，正是Internet正在提供的可能。In ternet很大的一个市场就是度身定做商品，从书籍、服装到量身定做的心理咨询和法律服务等。
Internet提供了最大可能的人性关怀，传统的技术是关心物，而它才是关心人，在这一点上，作为女性可以得心应手，我会比其他的男性更容易适应和感觉这些东西，包括设计一些服务和业务。当然不能因为强调了女性的很多感觉而否认她们的理性和思维的整体训练，我觉得自己恰恰在逻辑、思维的严密训练和系统的控制设计能力方面和男性并没有任何的差别，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一提起女性，就认为她们没有很好的思维能力。
瀛海威风波：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故事
我把瀛海威看成是自己的一段职业经历。直到今天，任何人也不能认定这一公司将来就没有未来。重要的是这一过程，在其中我们一群人通过它获得了一个舞台和价值空间；其次，我们做这件事情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当时很真诚地说，我感谢所有支持过瀛海威的人包括它的投资人，它给了我们舞台，但这当然不等同于我认同他们的观点；其三，通过它，我们被带进了Internet行业并且可以终生从事这一工作。在这一点上，每一个人都应该心怀感激。
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作为一个商业试验，瀛海威成功与否今天评价还为时过早。我昨天看到一组数据使我非常惊讶：到1997年，中国电信169加163总投资是130个亿，1997年底其用户的真实数是15万，而瀛海威当时的用户数是4万人，只用了不到一个亿的资金。但到了1998年中国电信一年间就增长了50多万人，恰恰在这一年，瀛海威在经济上陷入了最窘迫的境地，而这一事实又是非常个性化，瀛海威的故事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故事，外界根本无法理解。在瀛海威，我受过商场上的生死训练，有些因素无法控制，唯一的出路我只能选择走人。
管理的挑战
坦率地说，国内这一行业里的许多人包括我本人都没有受过严格的商业训练，只是因为有了一些机缘和机会才介入了这一行业，因此在做Internet时，必须遵循所有的商业和企业规律，同时在不断的学习中提升自己。我自身就是一直在刻苦学习很多东西：管理、经营、一家公司人、业务和结构之间的关联、如何最快速度、最大限度发挥人的创造性，同时又能维持商业模型本身的秩序。
Internet对许多IT公司来说，是一种挑战。这一技术方式直接带来了管理的扁平化。传统的管理依赖于信息控制，包括中国从前的层级管理制度，就像《雍正皇帝》中所揭示的信息控制一样。而今天的公司管理不再依赖于这一传统方式，层级间差别突然扁平化，任何一个员工可以写Mail来投诉他的主管，以及行业快速变化导致的部门机构间的不断摩擦和效率低下，这时，管理上的挑战就开始了。
微软的管理模式
商业中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成功模式，只存在成功的管理变革。但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很多很好的管理方式。在瀛海威时，我常与干部讨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西门子这样的公司历经140多年之后还能持续创新？这种机制源于何处？后来我曾潜心研究西门子的创新机制，发现它的多少次大的组织结构改进、管理模式的变迁和后来发明的创业管理机制非常有意思。微软也是如此，与IBM员工一律蓝西服、打领带不同，微软所有的工程师可以不打领带，衣着随便，但每个人都很有创意，天才也不在少数，问题是一个公司集中了如此多的天才和有有创意的人群，如何来保证它的秩序？这是一个注定的悖论。
当时我们的四个工程师在西雅图工作了两个月，回来告诉我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微软最核心的技术是第三方开发的，大量的业务是收购有非常好的市场前景的小公司，然后再进行组合。微软的另外一个奇特景观就是公司里上上下下永远都在吵架，看起来内部管理乱得一团糟，但业务却蒸蒸日上。任何人都可以给高级主管甚至比尔＊盖茨发Mail,而每一个员工都以微软感到自豪。
跨越人性的障碍
面对Internet，传统的、教科书上写的管理模式已经过时。通常说来，一个公司有三个最重要的因素：业务、组织和人，而管理就是研究如何把一群善于创新的人按照一种新型的组织结构组合起来并根据业务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这里面这群人对共同所做的这件事情的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很重要，而且一定要以所做的这件事情为自豪。另一方面，各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这种组织架构不一定要符合教科书上所说的先进或者不先进，但必须特别适合这一群人的个性，他们在不断的摩擦和磨合中形成流程模式，进而保证了公司能够创造价值。
对管理决不能生硬地去理解，这方面我曾做过尝试，也带出了不少干部。我们经常讨论出现的问题，其中的首要前提是要跨越人性的障碍：每个人都不要把事情憋在心里，我当时跟他们说过一句“名言”：这么大一张桌子，我不相信什么事情不可以摆到桌子上来。这要求管理者业务水平很高，能判断问题；其次要有境界，能容所有人；第三要把问题讲明白，很多时候技术人员吵架时都不在一个层面上，互不交叉，几乎是自说自话。
发挥长处，不克服短处
作为一个总经理，永远都是在做一些协调、沟通的工作，及时解决工作中每天出现的新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团队才能形成。团队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很优秀，只是在不同的配合中实现无缝拼接，因此最重要的一点是，领导者必须是一个很宽容的人，能容纳所有人的缺点。
我的另一句“名言”受过许多人的批判：发挥长处，不克服短处。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都是与生俱来，对于领导者来说，没有必要去改造人，也没有这种权力，但能否用好一个员工则在于能否为他找到一个发挥长处的地方。而在IT行业，许多优秀的人都是长处很明显，短处也很明显，天才即大抵如此，如何让一群天才一起工作，需要管理者花许多许多的功夫去揣摩人，而不是玩弄人。
我走后，很多人都还是惦记我做事的方式，我的工作风格是工作上的事情可以吵得翻天覆地，自己有观点就应该坚持，除非被别人说服，但不能把所有事情埋在肚子里让它烂掉。在瀛海威时，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的办公室，大骂一通任何什么，我会倾听，帮他分析问题在哪里。
管理的人性化
一次我刚上班，北京公司的一个员工闯进来跟我说：张总，我不知道公司为什么要开除我？我坐下来听了半个小时。我没有权力去干涉分公司总经理的作为，他开除员工自有他的考虑，但我应该听这个员工到底哪里想不通，也许能帮他一点忙。这一类的事情我处理过许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问题出在哪里，这个员工一定是有某些方面不合格，或者他有足够的理由说他的总经理不合格，而不能单讲他自己的长处，比如他是不是能很好地配合别人工作？他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表现自己，还是与大家一起共同创造价值？问题无非是这些。
每天在处理这些问题，我发现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人甚至70年代初期和中后期出生的人价值观和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是迥然各异。管理应该面向不同的人群而设计，同样的一种道理我们会得到60年代出生的人的认同，而70年代的人会责问：你们是雷锋吗？人们会发现，许许多多的有特别创意的主页制作者都是70年代的出生者，他们有足够的想像力并表现出来，但他们没有秩序，甚至不愿意准点上班。这时如何调整公司的业务结构来适应他们、而不是用秩序来扼杀他们的创造性就成了管理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也许信息化时代的一种公司组织形态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形式。比如，一个制作主页的公司10个人就足够了，你可以聘很多很多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们在机器上完成，然后以小时给他们计费；也不需要一个很好的办公室。这些会带来企业组织形式的变迁，就像人们谈论的“Home Work”(在家工作)，Internet公司极具这种可能，它的大量业务是在网上，需要参与者不断的创造力，更需要主页的制作者们保持持续的创造力。回头看看我们现在许多著名的互联网公司的创造力还很差，几乎类同于新闻网站。
捍卫理想
在不同人生阶段，我都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把每一段当作一个平台来提升自己，这样除了我缜密的思维训练能不断提高之外，我一直保持了自己真诚、坦率、追求理想化的本性，并且希望自己将来能坚持这一点。曾经有一次在高校演讲，一位大学生问我认为自己经历中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我几乎是脱口而出，我说：不管是多难，你都要心存理想，这不等同于你就是一个不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有理想跟不现实是两码事。
有理想，你才能生活下来，创造价值；没有理想，活着和行尸走肉有何区别？我不明白为什么经常有人愿意抨击理想。全世界人都在力求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都是因为大家都心存理想；只有这样，你才能健康，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会把很多事情视为过眼烟云。
取舍之道
今天Internet为后来者提供了无穷的均等机会，但能否把握全在于个体的努力，把握机会需要厚积薄发，需要非常辛苦。我是一个特别辛苦的人，在瀛海威时我曾连续三月每天工作14小时，因为有所获得，必定要付出代价，就像许多人想获得事业成功付出了家庭的代价甚至天伦之乐，我学化学出身，我相信能量守衡，在面对这种平衡，必须心态坦然地接受它，所谓不贪，不能追求全得，但自己知道该要什么，不要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人生不断地面临取舍，你每天都在舍弃什么，而不是去取，舍弃得清楚了，取的东西也就出来了。还有一点很重要，人生应该充满智慧，在IT圈里，我敢说自己是读杂书最多的人之一，文化界我也有很多朋友，前两天有朋友问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说：我是一个武功没有、武道很高的人，IT业的许多事情我非常清楚，但我现在连Word都不会用。我也不是一个专家型的人，因此在做事情时我一定需要专家的帮助，我是一个综合型的人，但我的队伍成员都是专家型的人才，后来我开玩笑说，我是个票友，什么都知道一些，清楚事情的道理和哲学，但具体做法上可能会有问题。
技术与市场的互动
对一个企业来说，战略、市场和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同样非常重要。Internet就是带来市场创新的一种模型，技术和市场的互动这样一种两端驱动才促成了Internet的高速发展，新的需求刺激了形的业务模式，新的业务模型又需要新的技术创新模式来支持它们，3W的开发使得Internet一下子广而告之，来自3W支持的HTM语言的编写又使得主页可以由许多人来制作。但国内的许多企业往往偏废了某一方面，而且容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许30、40年以后，中国可以说真正有了自己的IT工业，这其中，服务业的机会最大，服务一定是本地化的，但受到的挤压也最大,这种挤压是多层面的，往往来自人们常说的三条边——技术、业务和平台。
降低Internet在中国的“污染指数”
毫无疑义，中国的Internet市场是全球最大的一块，但这一市场的真正成长还有赖于几个因素的综合进程。首先是电信体制的改革，作为基础设施，比如一定需要宽带来支持，带宽一定得很便宜等等。打个比喻可能会很清楚，像电力是稀缺资源，几乎控制了所有行业，电视机、电视台等服务行业都是附着在上面的增值业务；Internet也是如此，它是长在电信平台上，事实上与它无关，因为信息基础设施只是一个基础的地皮，另外一个比喻就是房地产业，你会发现全中国的地皮都在一家人手里，而且地皮成本占到房地产行业营运成本的80%以上，这时就没有房地产这一行业了。实际上人们后来发现，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证明这一点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最坏的结局是：我们还没开放，被别人逼迫开放这一市场，一不留神把所有东西都让出去了，在开放和垄断、保护民族工业和改革开放之间，国家也需作出艰难的平衡。
第二个因素与现在的PC工业相关，上网终端的多样化是影响Internet市场发展的重要方面。不管怎样，像维纳斯计划这样的事情从宏观意义上看一定是好的，它会成为教育这一市场的新力量，只是人们不希望一不留神让它把所有的钱都赚走。
第三方面是资本市场的支持，像国内第二板、香港第二板市场甚至全世界资本市场的支持，Internet需要长期的多种金融手段的资本支持。三方面的变化决定了这一市场的70%，其次才是内容、商业需求和消费者素质等方面的因素，手机和电视机的市场揭示了这一点。令人振奋的是今天这三方面都在发生积极的变化，而我们介入了其中的一个方面，但像盛华元通这样的公司还太少，很多这样的公司出现，这一市场的整体生态环境才会变得更好，商业上才能赢利。
经常有人批评我关心一些不该我的公司所关心的问题，事实是，如果商业的环境不容乐观，商业本身就很难立足，当然，从逻辑上来说需要关注，并不等于所有精力去做这些事情。人活着需要空气和水，就像今天北京的空气如果都在4、5级以上，你会发现呼吸就会很困难，Internet在中国的命运很像北京的天空，空气都在4级以上，我们必须想办法降低它空气中的污染比，这同样也是活着的每一个人的责任。
人物印象：
10多年前，与许许多多的“外省人”一样，张树新留在北京工作，也备尝了一个外地人的特有的敏感和辛酸，就像一叶浮萍，要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扎下根来，燃眉之急就是能否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我问她，当时干吗不像大多数女人那样，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先生去完成，张树新的回答出乎了我的意料，她说自己从未把挣房子当成是丈夫一个人去完成的事情，而一直认为是两个人共同的责任。
经过了漫长的几年，在生计问题得以解决之后，张树新重新燃起了她的激情之火，准备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奇怪的是，女人务实和理想化的双重天性他她身上得到了如此微妙的平衡，她能轻松地游刃于两者之间，不会走向某一个极端，正像她妙语连珠地谈论女性与Internet的关联，让人大快朵颐。
张树新认为，国内IT界从战略上考虑问题的人太少，自己的学识和经历也许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今天维纳斯计划一夜间被炒得炙手可热，国内有人开始说，老百姓的网络时代就要到来了，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96年底，瀛海威就开始介入Web TV和置顶盒的研制。1997年，微软花了4.2亿现金收购Web TV，但当时在美国做Web TV 困难重重，许多公司亏损不少，而电视这一市场是中国所独有的。况且比尔＊盖茨收购的目的是不希望那家公司继续做Web TV，因为那样会严重阻碍其在PC行业赚取巨大利润，加之当时的Wintel联盟还不像今天这样貌合神离，对比尔＊盖茨来说，这一市场还有相当的利润空间。当张树新找到了当时任微软中国区总裁的杜家滨时，遗憾的是杜家滨只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张树新那时非常着急，因为Web TV的出现对服务商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威胁，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服务商必定要关心应用，否则就不成其为服务商，而当时卖PC的厂商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开始重视应用。1996年张树新和她的同事就发现了一个痛苦的事实：中国的上网恐怕不能系在PC上，出路可能在电视和手机上，但它所有的内嵌式软件和服务必定是傻瓜式的，这意味着服务商一下子就被激活了，因为用户的市场基础也随之一下子被放大。
两年以后的今天，几乎所有的人都发现，PC的高利润时代已行将结束，PC本身也成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拦路虎，微软也开始给中国人量身定做Web TV了。而在三年前，张树新去跟国内一家著名的PC制造商谈捆绑Modem,希望 PC厂商也来支持Internet，几个月下来，毫无进展，但三年后，这家厂商的发展战略也是“全面转向Intern et”了。
令张树新感到欣慰的是，到今天为止，瀛海威也成了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黄埔军校，她对中国Internet这一市场的所有判断都没有大的错误，只是她痛感自己不是“比尔＊盖茨”，手上的资源有限，加之“人微言轻”，1996年她跟许多人谈Web TV时，被人们视为“天书”。而瀛海威风波对她来说，则是特定的时势和机缘下在一个企业身上发生的偶然而又必然的表征，其真实的原因就像那条巨大的航船一样沉入历史记忆的深处，就像张树新眼中的历史的一样——历史从来就只是一种书写而已，而且常常是掩盖真相、抹掉真实的一种书写（Writting）。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树新认为，把人与人作比较是非常幼稚而可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不论，光是价值取向的差异，就使得很多人无形中往往都是“ 以小人心度君子腹”或者“以君子腹度小人心”。
张树新认为，现在她所看重的不是今天的哪家公司是否成功，就像IBM曾经是全世界最赚钱的公司但在某一年又是最赔钱的公司一样，今天中国Internet市场上的很多事情都还只是过程，不是结果，更确切地说是刚刚开始。而很难设想，现在才开始有些起色的市场，5年前瀛海威就开始就去做了。
今天的张树新已从前台退隐到了幕后，但她认为，也许自己这样无声无息地去做对这一市场的影响会更大。因为对于中国的Internet来说，序幕才刚刚拉开了一角。而另一方面，国内IT行业是一个非常浮躁的行业，张树新也不讳言自己也称这样浮躁过，但她今天开始意识到，要真正地潜伏下来做一些推进这一行业发展的同时又能实现自己商业价值的事情，需要不断冷静的思考和许多的智慧，还要依靠一大群人的共同努力。为了新公司写简介，张树新和她的同事们曾绞尽脑汁，最后找到了认为能表现他们身份的两句话：为新世纪播种，促成中国Internet领域的多边联合。一方面Intern et毕竟是下一个世纪的事业，投资就是作为这一产业种子资金；另一方面，Internet是一个太广义的行业，它代表了对人类社会整个体制的挑战和变革，而这种变革需要联合的力量。
对于中国市场渐趋激烈的门户之争，张树新认为某种简单的比较实在不合时宜，就像AOL从不会攻击Yahoo, Yahoo也不会攻击Amazon好坏一样，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只是从不同的途径进入到了这一行业，将来也只会趋同。今天中国的Internet市场才开启了千分之一不到，很多重要的力量还没加入进来，而在美国，所有的媒体公司、电信公司甚至包括沃尔马特这样的公司都加入到这场Internet的战争中来，这一市场才会变得饶有兴趣。
张树新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人，她谈起Internet可以称得上是滔滔不绝、眉飞色舞，时而放声大笑，我的访谈几乎成了关于“Internet在中国”的专题讨论，原先预定的2小时的采访等到结束时，已经过去了4个小时！最后我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Internet与其说是一种新技术，还不如称为是代表了人类的一种新文化，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与马克思追求的世界大同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这种人类文化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可能需假以相当的时日，或者根本就无法实现（只要看看科索沃危机，就能知道今天的人们在宗教信仰、民族和文化等问题上发生的愈发加深的歧见）。
就在我做这一期人物访问时，有同事对我采访张树新“很不理解”。我不得不向他解释，“IT人”栏目并不涉及对人物本身的价值判断，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去年瀛海威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们放弃了对她的采访。也许张树新确实是一个很“另类”的女人，她不怕争议、不害怕媒体以及诸如“为野心正名、捍卫理想”的一些提法确实不太符合中国传统的为人处事哲学。但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IT业需要张树新这样不同的声音，就像Internet需要释放出人类全部的激情、创造力和想像力一样。